解读生活垃圾计量收费之盯紧源头

国家发改委近日公布了关于“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”的意见。《意见》指出，要健全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。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垃圾分类的激励约束机制，提高对混合垃圾的收费。到2020年底前，全国城市及建制镇要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。同时探索建立农村垃圾处理收费制度。

《意见》把重点放在建机制上, 强调“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不受影响”，而不是“一刀切”的调价收费，这是符合实际的。垃圾分类的意义无需多言，但一些城市把生活垃圾分类与计量收费挂钩，就值得讨论了。有的城市提出“谁产生谁付费、多产生多付费，混合垃圾多付费、分类垃圾少付费”原则，并对计量收费立法，其可行性很有必要细加考量。

生活垃圾计量收费的目的在于从源头减少垃圾产量。收费应该说是个环境政策工具，它的本意不是收费,而是利用这个工具调节个体行为，尽量少造垃圾。以前按户计征，不论垃圾排放量的收费模式，被认为缺乏垃圾减量动力，少排者补贴多排者，有失公平。因此，采取“多产生多付费”的价格杠杆，来刺激生活垃圾减量化和循环利用。像这类与公众利益密切的问题，首先应该弄明白的是，造成大量生活垃圾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，这才好作决定。

国内摸索垃圾计量收费已有些年头。2007年，北京市就选取了几个小区启动垃圾计量收费试点工作，2015年还出台相关意见；2012年12月，媒体报道南京酝酿垃圾按量收费政策。2013年广州启动垃圾计量收费试点，有物管小区按桶计费，无物管小区按袋计费。只是，试点以来垃圾量比以前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，居民的垃圾处理支出有什么变化，却不得而知。

认为通过计量收费，居民生活垃圾量会持续减少，这是一种“想当然”思维。无论从瑞士的苏黎世还是韩国实行计量收费的经历看，也只是在开始实行计量收费的年份，生活垃圾量会有一些减少，其后并无明显变化。居民日常消费在维持正常水平情况下，必然会产生一定量的生活垃圾，就像居民用水用电一样，无论如何节约，也会有一个基本的消耗。正常的日常消费，不会因为垃圾计量收费而减少。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就意味着人均要多消耗资源，也相应的要增加垃圾的产出，这个矛盾是无法避开的。回到“日出而耕，日落而息”的社会形态，垃圾自然不会多，但历史不会逆转。

计量收费的副作用是刺激偷扔垃圾行为的发生。如何有效监督，怕是一时难以找到灵丹妙药。瑞士、韩国、台湾是推行计量收费较早的国家和地区。从他们的实施情况看，非法倾倒在低收入人群中较为突出。而大陆低收入人群底盘大，这种状况至少近些年不会明显改变。为治理偷扔垃圾，需要付出多大成本，不得不考量。政策设计的出发点尽管是好的，但要兼顾到社会认可度才会产生预期效果。

垃圾减量的大头戏在于管住源头。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，很多垃圾并不是居民用出来吃出来的。实行生活垃圾计量收费，看似公平，其实未必公平。如过度包装、食材粗放生产，都会增加垃圾量。居民解决衣食住行、吃喝拉撒睡，并不想把垃圾一同买回来。生产环节多出来的垃圾，最终让消费者买单，花了钱又当冤大头，也不尽合理。从源头管控垃圾，涉及到资源化产品的技术标准、对企业的政策补贴、居民的接受程度，这些才是垃圾减量的决定因素。

政府部门管制的主体应该是企业，比如制定包装标准，对过度包装课以重税等。只有用政策手段，管好生产源头，绿色生产成为企业的自觉，垃圾产量才会降下来。如限制包装物使用量占产品总重量的百分比，既可以保证产品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不会变质，也从源头限制了包装废物的产生。长期以来，作为垃圾主要产生者的企业几乎不承担处理费用。这才是更大的不公，也不利于节约型社会的涵养。

垃圾是放错地方的宝贝，成为宝贝的前提是合理分类。如果垃圾分类达到了标准，垃圾就会产生效益，那么居民就不是丢垃圾，而应该是卖垃圾，理应得到回报。就算回收价值最低的餐厨垃圾、残羹剩饭，也可以就地转化为肥料。对于商品包装物而言，应该责成销售环节直接回收，循环利用，由此产生的成本，企业至少应分担一部分。

不是什么事用收费都能解决的。单凭计量收费未必能倒逼出垃圾分类，完成分类最有效的办法是构建引导机制，而不是把眼光盯在计量收费上。从各地的实践看，建立“垃圾银行”，采用积分入户、礼品兑换、物质奖励等措施，似乎更能促使养成垃圾分类习惯。破解垃圾困扰的最佳思路，是通过分类处理，让居民从中得到实惠，而不是增加负担。政府推行生活垃圾分类，到了地方是否会以倒逼分类的名义，变异为加快推动垃圾收费？但愿笔者多虑了。